丁石孙：我当上北大校长又辞去校长职务的台前幕后
访：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要当北大校长的消息的？
丁：1983年10月。在这之前不久，我在哈佛数学系收到我爱人的信。她说现在北大正在酝酿校领导班子。教育部、人事部、中组部在北大搞了一次由副教授、副处长以上的人参加的民意测验，事先没有提任何候选人，让大家任意填写校长、副校长人选，不记名。然后，教育部有专人把票收走。我爱人也参加了投票。不久，有人告诉我，北大有位领导要到哈佛来访问。北大并未告诉我有这件事，我也不知道谁来。有一天，我跑到哈佛大学的办公室去问这件事，想了解来的人的访问日程。办公室秘书说：“你来的太好了。”因为北大的客人来的时候是礼拜天，没人办公，他正愁没人帮助接待。于是，他让我到机场去接一下，并事先把教职员会所（facultyclub）的一把钥匙给了我，让我直接把客人送去。
到机场我才知道来的人是北大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。他在“wenge”前任北京市委秘书长，是彭真很得力的干将。他来的那天，哈佛大学专门挂了中国的旗子，以示重视。到教职员会所后，他就告诉我，要我回去当校长。他跟我聊到很晚，差不多聊了3个小时；说我当校长，他当党委书记，两个人合作；并谈了很多想法。他显然雄心勃勃，想在北大干一番事业。他的年龄比我大一点，身体很好，表现得非常积极，当时就要我跟他一块回去。我说不行，因为我还有一个月的进修时间，并安排了到西部访问的计划，也已经买好去西部和回国的机票。听我这样说，他没有勉强。当时他完全没想到回国后并没有让他当北大的党委书记。
访：在您之前，北大校长都是被任命的，并不是民主选举的。您当校长这次是北大第一次民主选举校长。这次民主选举，把您——一位屡遭ZZ运动冲击的学者，推上了世界著名学府——北大的校长职位。您在美国时，是否听到一些人对您要当校长这件事的反应？您知道自己回去要当校长这个消息后，对做校长有哪些方面的考虑？
丁：1983年12月我到伯克利后见到的华裔数学家，比如项武义、伍鸿熙等，知道我回去要当校长，都很高兴，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，并跟我说中国能启用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当北大校长，表明中国以后有希望。
当时我对回去怎么当这个校长考虑得比较少，但意识到这个校长不好当，会得罪很多人。我跟当时在美国的北大的一些教员说：“我回去要准备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。”我虽然不能预料回去当校长的具体困难，但知道中国的改革的难度很大。事后我感到我对困难的估计还远远不够。
访：您是什么时候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的？
丁：1984年3月。我从美国回来后，情绪比较乐观，认为前途非常美好。但一直待到春节后，组织上也没找我谈话。我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。事后才知道，彭真不同意项子明当北大党委书记，要重新找书记。一直到3月份，北大才开了个范围很小的会。会上，何东昌代表教育部宣布我当校长，王学珍当书记。项子明当了顾问。我的前任校长是张龙翔。
访：在何东昌宣布您当北大校长的会上，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了吗？您在会上表态说：“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，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得了的。”是这样的吗？
丁：何东昌没有说明校长的产生经过。我确实是这样表态的。记得我的发言很简短。大意是说：我对学校的工作没有经验，希望大家给我3个月学习的时间。在这3个月里，原来怎么搞的，还怎么搞。我还说，一般的说法，叫新官上任三把火。我大概没有三把火，一个理由是，我在北大工作了这么多年，火气早没有了。同时，我也认为中国的事情比较复杂，不是靠三把火能解决的。我只希望能够做到下一任校长接任的时候，比我现在接任的时候条件要好一点。这就是我的目标。
访：当校长后，您提出过办校原则吗？
丁：1986年暑假王学珍住院，有一段时间学校党委常委会是我主持。有两次常委会专门讨论办校原则，我记得提了六条或七条原则。其中一条是从严治校。因为北大一贯工作效率比较低，也比较松散。二是发扬民主。当时提出对不同的事情应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。如对学术问题不能全校讨论，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。对生活问题，要在教代会上讨论，要发动全校的教职工参与。三是要坚持“双百”方针。我同意蔡元培“兼容并包”的思想，认为学术问题不能有任何框框。考虑到当时有一种议论，反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，我就提出坚持“双百”方针。四是干部不能越权管事。我自己也是一样。如有人向我抱怨他的住房条件太坏。对这样的事情，我很少当场表态，总要跟管住房的干部商量，征求他的意见。再如学校的招生工作，不归我管，我绝对不给负责招生的干部写条子。我不能越权，越权的后果就是人家就不管事了。
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
访：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是目前国内最有名的商学院之一。据厉以宁说，光华管理学院的历史要从1985年北大成立经济管理系和管理科学中心算起，而管理科学中心的成立跟您密不可分。而且，这个中心的办学方针，是您和厉以宁、陈良焜、王恩涌在您家的小会客厅内决定的。是这样的吗？
丁：对。当时我提出成立管理科学中心，是为了帮助厉以宁，让他躲开经济系，有自己的发展空间。1957年划右派时，厉以宁属于右派边缘人物，1958年跟我一起下放到门头沟劳动锻炼，“WG”开始后又跟我一起关在黑帮大院。“WG”后，他在经济系受排挤，有些人认为他是搞邪门歪道，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。厉以宁想入党，在系里的党支部就是通不过。我当校长后，别的领导跟我说：对厉以宁要控制使用。他会画画，如果办展览，可以用他。但当时赵紫阳很重视厉以宁，长时间让他住在中南海。中央认为他可以入党，胡启立曾打电话过来问：“厉以宁为什么不能入党？”
访：中央过问后，厉以宁入党了吗？管理科学中心属于什么性质的机构？
丁：入了。中央一过问，情况就变了。管理科学中心是学校领导的跨学科的学术性机构，跟系的地位类似。当时我有一个看法，成立系需要有比较成熟的条件，如教学计划要很清楚；但中心不需要，能搞研究就可以。这个中心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，包括管理、经济等各个领域。中心的人员来源也很广，各种人才都要。它成立不久就有了十几个人，中心的主任由我当；副主任有两个，一个是厉以宁，另一个是陈良焜（陈良焜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，研究经济计量学。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还有王恩涌，是北大地理学教授）。
厉以宁
除管理科学中心外，我当校长期间还成立了四个中心，其中包括人口中心、环境科学中心。现在北大环境科学中心，非常热门（北大环境科学中心成立于1989年5月4日）。在我之前，张龙翔校长曾提出成立几个中心的设想。因而，在北大成立中心不是我首先提出的。我当校长后成立这些中心的大目标，是想突破北大的框框，改变系里原来的传统。
访：北大方正是您当校长后成立的一个公司，现已成为我国计算机行业中的一个知名品牌。请您回忆一下这个公司成立的经过。
丁：成立北大方正是我1986年做的一件事。之前，北大跟山东潍坊的华光公司合作，利用王选发明的汉字排版系统，生产汉字排版印刷机已有多年，1986年已经做到华光四型机。有一次我问起卖出这么一台机器，北大能得到多少钱？他们说卖出一台机器，华光公司给北大一万元钱。我记得当时一台机器至少卖十万以上，或者更多。我觉得这对北大不公平，因为潍坊的公司也不会生产机器，只是从日本买来机器，安装上王选的汉字排版系统。我就提出：“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搞？”王选的重要发明是信息压缩技术，这项技术就是把包括大量字型字号的信息进行压缩，而只有把各种字型字号的汉字储存下来，才能印报纸。
当时要把王选发明的这个系统固化，做到芯片上，国内还做不到，要到英国去做。我们和英国的公司联系，他们答应为我们做，还负责保密。这样，学校就出钱派王选到英国去，把他的系统固化，拿回来。很快北大自己办了一个公司，开始不叫方正，叫北大新技术开发公司。我考虑王选不会做生意，就跟有关同志商量，把王选的工作跟公司的工作分开，给王选成立一个研究所，负责研究开发；公司负责生产销售。
我在学校里挑选了两个人筹建公司。一个是无线电系的技术员，叫楼滨龙；另一个是数学系的总支副书记，叫黄禄平，是学计算数学的。记得我专门和楼滨龙谈过一次话，因为当时要动员教师出来开公司难度相当大。我有一点很明确，就是出来开公司的人一定要跟学校脱钩。你挣多少钱学校不管，但你不能再保留国家公职人员身份。公司的水电费也要跟学校明算账。我跟他们讲：“你们要学游泳，就要跳到水里去。”我印象中公司开始时没有招工人，干活的都是大学生和研究生，整个技术水平比较高。
访：公司成立后，北大和潍坊华光公司中断合作关系了吗？
丁：我们把潍坊华光公司抛开了。但由于华光这个品牌由我们跟这家公司共同拥有，我们不能再用华光这个名字，于是就有了方正这个品牌。它是怎么想出来的，我不知道。一开始，方正没有办公地点，就在北大附近零散地找了些小房子。我去看过，里边也没有什么机器，只是看到很多人在忙着写字，因为很多字体要靠人写出来。记得当时市场相当大，从中央级报纸到省级报纸，甚至地市级和县级报纸都要上激光排版系统；楼滨龙到处去推销。
访：北大方正崛起后，跟北大脱钩了吗？
丁：我说要它跟北大脱钩，但实际并没有。当时我就感到，像方正这种公司，所有制不清楚；但另一方面，北大也没有向方正注入资金。方正启动的时候，向北京市的一家公司借了几十万元作本钱。方正的产权归谁所有，始终是一个问题，这一点我当时就看到了。
在政协会上“闯祸”
访：1988年您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。当时是民盟推荐的，还是北大推荐的？
丁：可能是民盟推荐的。这时我已是民盟中央常委。1957年反右运动后，我跟民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。1986年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高天找我，让我参加一点民盟的活动。他告诉我，他看中了我和清华大学校长高景德——高景德也是民盟盟员。这年年底，民盟开了一次代表会议，我跟高景德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。此后我跟民盟有了比较多的联系。北大也有可能推荐我当政协委员：王学珍是党中央委员，书记和校长要有个平衡。记得高景德和我一起当选为政协委员。那一届北大在民盟组的政协委员还有中文系王瑶和化学系的邢其毅。
访：您当政协委员后参加了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。您还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经过吗？
丁：记得一些。在这届政协会开幕前，民盟开了个会，参加会的人是全部的盟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。高天主持会议，让我上去讲话。我说我毫无思想准备，记者来采访我才知道当上了政协委员，在学校里人们并不太关心谁当了政协委员。我讲话的调子比较低，说我尽量反映一点老百姓的情况和意见。那时我不大清楚政协委员能起多大作用，但知道不可能起太大的作用。所以我的调子比较低，也没把当政协委员看成很重要的政治待遇。
参加这届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组委员住在国谊宾馆，教育经费不足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，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和高景德。我们两人都说教育经费不够。我简单地算了一笔账：教育部给多少钱，文科学生一人多少钱，理科学生一人多少钱，这些钱是远远不够学校支出的。我们两人共同的想法是：校长赚不来钱，多招一个学生，就要赔多少钱。
在这届政协会上，钱老（钱伟长）代表民盟做大会发言。1987年下半年，费老（费孝通）就让我负责准备这个发言稿，内容是谈教育问题。为此民盟组织了一个班子，成员主要是民盟的人，记得有张毓茂、有吴修平的侄子（当时的福建民盟的秘书长）和黄景钧，我从北大找了两个博士生参加。准备这个材料前后花了一两个月时间，我也抽时间参加过几次讨论。当时我的一个主要想法是：不能说共产党的官员一定不重视教育，也不一定说共产党的官员是在说谎，只是口头说重视，我们要找出教育经费总是落实不下来的原因。
访：在这届政协会上，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发言？
丁：王瑶的名言“不说白不说，说了也白说，白说也要说”就是在这次会上讲的。千家驹的大会发言引起了轰动。最初他是在小组会上讲的，大家都认为他讲得好，就让他到大会上讲。两次讲的内容一样。千家驹说他的发言是在从深圳到北京的火车上想出来的。
访：千家驹的发言主要讲了什么？
丁：他讲了腐败问题，也讲了教育。他的发言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，并没有夸张。我们在小组会上听他讲时，没想到反响会如此强烈。他的口才很好，讲话有鼓动性。
访：您在这届政协会议上发言了吗？
丁：在民盟组最后一次会议上发了言。我在民盟组除了北大的人，对其他人基本都不熟悉，所以一直没发言。最后一次小组会来的人不多，大家的话也讲得差不多了，我说我讲一点。我讲的内容也很普通。我说：现在做思想工作的理论水平比建国初高得多，但为什么效果不如过去好？主要在于行为。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，主要并不是因为我在理论上对党搞得很清楚，而是因为我看到周围的共产党员真正为别人办事。我当了校长，有一点和过去不一样，就是能接触到一些上层人士，也不是地位很高的，就是学校一级的。我过去想，校领导党性都非常强，等到我当了校长，才知道这些领导对利益、名位等等考虑得很多。我最后讲了一句话，让当时的领导不高兴。我说：很多领导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思想有问题，个人考虑多；实际一些老同志、老革命也不见得觉悟就很高，没有私心。老同志应该扪心自问。
访：您的发言反响大吗？
丁：我觉得自己讲的都是些大实话，没想到会有什么轰动效应。小组秘书曲伟把我的发言记了下来，当晚寄到报社，第二天《中国青年报》就登了。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时，报纸已经到了。我的发言发表后，很快在学生中传开了，引起了强烈反响。学生们认为我为他们说了话。
1988年“两会”上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的发言，报道得比过去都充分。即使如此，我的发言跟千家驹的发言都未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。过了两天，有人传说XXX在内部对我们两人的讲话都有很重的批评，把一个说成是哗众取宠，把另一个说成是耸人听闻。有人说我闯了祸。
访：这说明您的发言确实使一些领导不高兴。
丁：1988年暑假期间，国家教委认为学生不大稳定，在北戴河办了个学习班，让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参加。学习班时间不长，快结束时，中央领导接见我们。其中有邓小平，记不清是否还有XXX。接见完要合影，这时有一点出乎我的意外，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，别的校长都坐在第二排，邓小平还跟我握手。看来他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。我没什么特别的表示，邓小平跟我握手就握了握。
过了暑假，统战部突然通知我，说部长阎明复要请我吃饭。那天在统战部，吃饭的人连我一共4人，有阎明复，还有一局局长孙楠、孙公麟。在吃饭的过程中，阎明复跟我说，中央是信任我的。他说他参加了中央的一些会，发现中央对我没有什么意见。这是我第一次去统战部，我搞不清楚中央为什么要让阎明复请我吃饭。事后我把这事跟邓小平和我握手联系起来，才意识到这些是中央的表态。大概中央觉得对我在政协会上的发言批评重了，我并不是学生闹事的后台。
提出辞呈，卸任校长
访：辞职卸任是什么时候？
丁：大概在1989年8月份，教育部在北戴河开了个会。每个学校去两个人：校长和党委书记。我检讨自己政治上比较简单，做了一通自我批评。
8月下旬，何东昌找我去教育部。何东昌和滕藤两人跟我谈话。他们没说我有什么错误，只说你不是要辞职吗？现在可以辞，教育部批准。谈话很简单，我说我很高兴接受这个决定。回来后，我的情绪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我跟桂琳琳说教育部终于同意我辞职了，我让她晚上做顿红烧肉，吃得好一点。
访：在此之前您提出过辞职？
丁：1988年，我给教委主任李铁映写过两封信，说我已经干了4年，身体也不好，请让我辞职，后来，教委副主任朱开轩亲自到我家劝我继续干。
访：何东昌到北大宣布批准您辞职的决定。何东昌对您是怎么评价的？您也讲话了吗？
丁：何东昌到北大宣布决定时，说了我一些好话，肯定我在北大做了一些好事，但讲得很抽象。在会上，我讲了一些客套话。我说：当了5年校长，由于能力有限，工作没做好；我是历史乐观主义者，相信后来的校长会比我做得好，会把北大办得更好。这样，我就结束了校长的工作。记得第二天报纸还登了消息。
访：辞去校长职务，是您人生一个阶段的结束。辞职之后，您对自己在校长任期内做的工作有何感触？
丁：我确实感到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。我真想把北大办成一个思想自由、学术活跃的大学。为此我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如当时我觉得北大文科的教条主义太厉害，就想通过研究方法论等途径突破这点。但在当时整个大环境下，没有做到，我的很多措施也没有实现。如1985年我对职称评定抓得很紧，但在后来几届的职称评定中，我就坚持不住了。当了5年校长，我能够得到安慰的，就是我离开北大这么多年，北大的多数人还对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。
1989年9月，我就没什么事了，有时跟桂琳琳一起骑自行车到处转一转。有一次，我在紫竹院碰到北大一个教政治课的老教员，叫陈哲夫。因为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应该为陈独秀翻案，他在“WG”中受到过激烈的批判。这次他看到我，为我流了眼泪。中文系的严家炎也专门到家里看我，来安慰我。实际上，我对不当校长无所谓。
丁石孙
访：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，季羡林说在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，一位是被称为“北大之父”的蔡元培，另一位就是您。他对您的评价很高。您当校长期间，北大哪一年发展得最好？
丁：季先生是在报上发表的这个评论。他把我抬得太高，让我受宠若惊。我觉得1988年，北大的工作表现得比较突出，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一个高峰，教师和学生的情绪也非常高。这一年恰好是北大建校90周年。当年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叫《北大素描》的电影，讲述北大整个的情况，后来拍出来了。里边有我两个镜头，一个是我坐在校长办公室，讲北大的历史；还有一个镜头，是让我从家里走到办公室，并且要在雪地里拍。导演的意思大概是表明北大今后的道路还有很多困难。
访：您不当校长后，北大对您是怎么安排的？
丁：回数学系教书。我找了数学系主任李忠，告诉他从下学期开始可以安排我的教学工作。我的组织关系又转到了几何代数教研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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☛他奶奶的庙！一个清华博士的野路子研究和暗中观察，看完笑趴下了
☛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的，病危时想住高干病房，竟被告：级别不够！